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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埋葬死者的仪式研究
2017-10-15
    从世界各地的墓葬来看,早在旧石器时代中期,人们就己确立了埋葬死者的仪式,对死者进行精心处理。
    国外学术界对葬仪与社会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早期,为direct interpretatio成张弛称之为“直接反映论”阶段”。北美考古学家认为墓葬直接反映了社会等级分化和社会组织的相关情况。因此,为了重建社会组织状况,学者们运用聚类分析等多元数据分析方法,进行财富和社会地位差异研究、墓地空间分布研究等,如Anne P Underhill对大坟口墓地的分析‘、Jorgensen Larson的类型价值理论等。类型价值是将一个时期墓葬内的随葬品按不同类型分开,分别计算各种器类在墓葬中出现的频数,某类器物在越少墓葬中出现,其类型值越高,而一座墓葬中类型值的总和即为其墓葬值,由此可以得出该墓主的社会或财富地位,继而进行整个墓地、特定时期或某种文化的社会分化模式研究。这一时期的问题在于我们并不清楚考古发掘的部分墓葬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代表当时的整个墓地、整个社会,墓葬所呈现出的社会不平等很可能被夸大或掩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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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阶段,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为ritual approachess,张弛称之为“仪式论”阶段。前一阶段仅从墓地资料得出该时段内社会组织状况的方法被更多学者质疑,他们认为应结合生者对死者的哀悼方式,考察葬仪各方面的历时性变化。如Christopher Fung(冯衍宗)分析了大汉口文化的十个墓地,提出墓葬二层台上的器物是墓主亲属的祭品,目的是显示礼仪性的慷慨大方,而墓葬中盛食器与酒器分开放置,说明在葬礼中,向墓主献祭食物和酒的程序可能是分开进行的,并认为大汉口文化晚期可能存在送葬者在墓地狂饮的现象,且这一现象曾广泛流行于东海岸地区。这一阶段的问题在于当发现我们暂时无法解答的现象时,经常会被认为是宗教或祭祀遗存,这可能会导致对当时社会的过度解读。
    第三阶段,21世纪以来,学者们意识到上述两种方法的不足之处,开始寻求更多元的研究方法。
    如Francis Allard认为应着眼于丧葬行为在更长期内的变化,因为丧葬行为最持久的特征在于墓葬劳动消耗之间的差别所展现的社会政治现实‘。
    Rowan K Flad(付罗文)总结了直接反映论与仪式论的优缺点,根据随葬品放置位置的不同推测了葬仪的顺序,认为先放入墓葬的随葬品,是属于死者的,可能与死者生前的地位密切相关;后放入的随葬品是悼念者在仪式过程中放入的,与生者施加给死者的社会地位相关,也与葬礼过程中的其他行为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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