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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有形人身遗存蕴含的社会伦理
2017-10-15
    为论述简赅,本文使用墓葬一词以统称坟墓和墓地,包括坟、墓、坟(墓)碑、坟树及坟墓禁步,选择人格物一词作为墓葬法律属性的上位概念,期冀探究物上人格情感要素受法律保护的民法机理。实践中,对他人墓葬以进行毁损,或砸坟碑、或挖祖坟、或以泼粪宣泄,尽管死者遗骸并未遭到破坏,坟主尚可以物权请求权寻求救济,但这些给死者近亲属造成的人格羞辱、精神情感损害却始终难以得到抚平。笔者尝试以我国的法律规范和司法实践中的裁判文书为切入点,围绕人格与财产,反思人格物的逻辑证成,以求构建墓葬中情感寄托与人身象征意义保护的民法依据,为正在编纂的中国民法典的相关制度提供理论预案。
    文本与问题:人格情感因素能否融合在民法之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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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文所述,死者有形人身遗存蕴含了人作为物种所具有的人类尊严和作为群体中个体的社会伦理,不可交易但可移转,笔者将其排除在民法中的物之外,归为类人身。显然,人性伦理为类人身的重要特征之一,同时类人身亦涵括人格情感因素。墓葬作为死者有形人身遗存的归宿地,是否己承载了人格情感?从客观的社会维度观之,相信无人会否认这一事实,但在民法的视角下,尚值得深入探究。人格情感因素应归于精神方面,系人的心理状态、主观感受及大脑皮层的功能。是以,人格情感因素受损亦即精神损害,判断人格情感因素是否受法律保护的标准为,在客体受到侵害时是否能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200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并实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其中第3条第3款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适用于侵害遗体、遗骨的行为,第4条将对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的侵害行为纳入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学界通常认为,该司法解释表明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己通过司法解释权确立了侵害特定财产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不同的裁判见解。
    2009年“程伟儒诉莫时人格尊严权纠纷案”中(简称“程伟儒案”),被告锄平了原告祖坟的两个坟头、两个后土,法院认为被告侵害原告祖坟的行为属侵害原告人格尊严权的行为,其行为影响原告对其祖先的拜祭和敬仰,伤害了原告的感情,支持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诉请。该案中,法院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理由并非是侵害财产权,而是侵害人格尊严权,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3条。类似的判例如2014年“钱小儿等与泰州市姜堰区华港镇李家庄村村民委员会等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纠纷上诉案”(简称“钱小儿案”)、2011年“陈科夫与蒋玉明(逝者周春梅丈夫)等人格权纠纷上诉案”(简称“陈科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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